地名不就是一個符號嗎？是的，地名就是一個符號。人名也是一個符號，當一個人有了修養、才華，對社會作出了貢獻，人名就被賦予了特定內涵，這個人的故居就變成了名人故居，可以成為景點、打卡地，甚至成為造福一方百姓的重要資源。地名作為標志地理空間位置的符號，比人名更穩定、更長久，影響更廣泛，更容易源源不斷地被賦予歷史與文化內涵。當地名從單純的符號變成具有特定文化內涵的載體以后，反過來又成為地方的寶貴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村著名行動”不僅內容豐富，而且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為鄉村“著名”，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問題。

簡單地說，地名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是人們生產、生活、交往需要的產物。人們根據自己的觀察、認識、需要與愿望，對具有特定方位、范圍及形態特征的地理空間給予共同約定的語言符號。地名可以真實反映當地的自然景觀、地形地貌、經濟特征、宗教、神話、語言文化以及民族的心態、生活方式和風俗等內容，在其命名、更名、發展、演變過程中還會受到政治、環境變化、社會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制約，留下深刻的歷史痕跡。又因鄉村地名變化相對較慢，具有延續性和穩定性等特點，客觀上較好地保存了鄉村文化的原生態基因，承載著數代人豐富的記憶與情感，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載體。也因此，地名成為鄉愁的寄托，這是地名文化之所以成為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我們所說的鄉愁，即對家鄉眷戀的情感狀態或稱鄉土情結，是以地名為載體和標識的。遠離故鄉的游子正是憑著熟悉的地名找到具有共同地域文化的同鄉和朋友。在中國文化中，熱愛家鄉是熱愛祖國的社會心理與文化基礎，地名是同一地域的人們獲得認同感、歸屬感和凝聚力的重要標識。

一般來說，地名文化是長期積淀而成的，這種自然的積淀不僅漫長且有很大的偶然性。一些名村的產生或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或因發現了獨特的產品，或因出了一位或一群有影響的人物，或因成為某一個特定時期的典型。“鄉村著名行動”不是被動地等待，也不是靠運氣和機遇，而是要主動作為，為地名賦予文化內涵。如何做到這一點，總結各地地名文化建設經驗，有三個途徑最為重要。

一是講好地名故事。很多地名有歷史、有故事、有科學、有信仰，要深入挖掘鄉村地名所承載的農耕文化及其蘊含的智慧，結合時代要求賦予地名新的文化內涵。如“孝道村”就講好孝文化的故事，“七尺巷”就講好如何處理鄰里關系的故事。在講好傳統地名故事的基礎上與時俱進，實現地名文化的創新與發展。

二是豐富地名文化內涵。任何發生在地名范圍內的有意義的事件和現象，都可以作為地名文化的重要內容。諸如特殊地理位置、村落風貌、特殊自然現象、自然與人文景觀、地方特產、地方生產與生活方式、習俗與習慣等，都可以作為豐富地名文化的資源。以我所在的村莊為例，房山區大峪溝村，既沒有歷史文化傳說，也沒有紅色故事傳播；既不是文化名村，也沒有特色景觀。和絕大多數村莊一樣，平淡無奇，默默無名。這樣的村莊如何賦予其文化內涵，我們做了一些嘗試。由于該村是地理標志產品磨盤柿的核心產區，被稱為“中華磨盤柿第一村”。因此，我們就在柿子文化上做文章。其一，該村建立了柿子主題的村牌樓，把“中華磨盤柿第一村”與村名“大峪溝”緊緊綁在一起；其二，建設“柿子主題公園”，把百年柿樹園與柿子文化、體驗、教育融為一體；其三，把一條小巷命名為“柿子巷”，集中展示柿子科普、柿子文化和柿子景觀攝影作品；其四，把一家民宿命名為“柿子紅了”，以“柿柿如意”為主題；其五，開展以柿子文化為主題的手工藝培訓。除此之外，我們還開展柿子栽培技術普及、培訓，推動柿子酒、柿子醋、柿子酵素等加工品的開發，未來再進一步開發柿子主題的書畫藝術，建設全村域的柿子博物館。這樣，就把柿子產業、柿子文化附著在“大峪溝”這個地名上，從產業文化方面豐富了村名的內涵。

三是宣傳地名。信息化社會，宣傳、傳播愈發重要，充分利用現代傳播手段傳播地名文化，能引起特定人群的注意，感興趣、記得住、忘不了，并且產生前來體驗的吸引力。一部影視作品、文學、歌曲、詩歌，甚至一幅攝影作品，都可以讓地名活起來、火起來。一位婺源的朋友因一幅攝影作品——《曬秋圖》獲獎，竟讓一個村成為旅游者和攝影愛好者的打卡地。地名文化的宣傳不能就地名而地名，而要突破地名自身的局限，把地名宣傳擴展到地名文化覆蓋的所有范圍，特別是與產業發展、生產與生活方式、鄉村文化建設和鄉村治理緊密結合，“以小見大”展示當地特色文化，讓地名文化“飛入尋常百姓家”。

當地名有了文化以后，就成為促進當地發展的重要資源。地名賦能鄉村，其實就是把千百年來積淀在地名上的文化能量釋放出來反哺給地方發展，實現地名資源轉變為地方財富。這個轉變是把賦予鄉村地名的文化內涵在更高層次、更大范圍賦能鄉村，可以在鄉村振興的各個方面發揮作用。

在鄉村產業振興上，無論是農業地理標志產品、特色農業或品牌農業，地名文化都是繞不開的重要內容。地名不僅是區域公共品牌的代表符號和傳承載體，也是賦予品牌文化內涵的主要手段。如我們談到“稻魚共生”一定離不開青田縣的龍現村，離不開該地先民秉持種植水稻與養殖田魚共同經營的可持續發展理念，以及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并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獨特民俗、傳說和飲食文化以及“生態循環”“人放天養”等綠色理念。再如，許多地方特色農產品的構成形式都是“地名+農產品名稱”，如煙臺蘋果、萊陽梨、濰縣蘿卜等，地名所承載的是這個地方的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把這里的“小氣候”講清楚，就增加了消費者對特色產品的認同，助力特色產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當然，除了農產品，地名在發展鄉村旅游、觀光、休閑、養老等新型業態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

在鄉村文化建設方面，地名文化作用十分突出。首先，一些老地名承載著幾代人的記憶，是記得住鄉愁的重要載體。由于地名具有文化和時空雙重屬性，很容易觸發人類內心深處對家鄉文化的依戀與需求，激活人們對鄉土情懷和歷史情感的極度懷念和向往。家鄉的衰落，地名的消失，往往成為現代人內心深處的精神傷害。因此，對承載“鄉愁”的地名保護，可喚起人們的鄉土記憶和鄉愁情懷。地名作為當地居民獲得認同感、歸屬感、自豪感的共同文化符號，也是人們獲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基礎，更是游子建設家鄉的重要文化吸引力。其次，地名可以發揮特殊的教化價值。有的地名以儒家理念來命名，宣揚忠、孝、仁、義、禮、智、信等思想理念和品德；有的地名表達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希望，諸如幸福、平安、祥和、如意等寓意；有的地方把當地優秀的家規家訓整理出來，并賦予新時代內涵，命名為街巷名稱，讓居民既有自豪感，又產生自我約束的效果。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地名文化耳濡目染、耳熟能詳，實現了由“教化地名”到“地名教化”的轉變，成為鄉村治理的有效手段。

地名文化在促進鄉村生態建設、提高地方凝聚力、增強幸福感等方面也有重要的價值。除此之外，進一步織密地名網絡，提高定位精度，加大鄉村標準地名信息供給，是鄉村物流、旅游民俗、鄉村服務等新型業態得以產生和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地名文化催生了一批新地標、新景區、新產品，既加快了地名文化傳播，又促進了融合產業發展。因此，“鄉村著名行動”極大豐富了地名文化價值，把為地名賦予文化內涵和讓地名文化賦能鄉村的雙向過程統一起來，把地名管理與鄉村公共服務結合起來，不斷滿足人們對地名文化的高要求。

來源：中國社會報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朱啟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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