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發展產業是鄉村振興的根本之策，是促進城鄉要素融合、解決就業問題、增加農戶收入、變“輸血”為“造血”的重要途徑，對推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進程，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以兩者有效銜接為背景，分析產業扶貧中的問題與經驗，總結出全國各地探索產業興旺的“生態 ”“文化 ”“旅游 ”“金融 ”“互聯網 ”五大模式，通過用好“兩只手”、“三產”融合、“四化”發展、“五方”聯動、加強頂層設計和創新產業發展機制等優化對策，以鞏固和拓展產業扶貧成果，實現產業扶貧到產業振興的轉變，促進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關鍵詞】產業興旺；共同富裕；鄉村振興；脫貧攻堅

一、引言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黨中央領導下，扶貧工作取得了決定性成就。截至2020年底，現行標準下9 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脫貧攻堅任務如期完成，開創了經濟社會發展新局面[1]。2021年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開端之年，“十四五”規劃要求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用鄉村振興的辦法鞏固脫貧成果的同時，要借鑒脫貧攻堅的方法推進鄉村振興，進而實現共同富裕。在疫情防控常態化條件下，要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實現鄉村振興，產業開發工作不容懈怠。產業作為支撐經濟發展的核心和基礎，是農民增收的堅實保障和建設美麗鄉村的經濟基礎。2016年7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寧夏考察時指出：“發展產業是實現脫貧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產業作為推動脫貧攻堅的根本出路。1”2018年10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時指出：“產業扶貧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也是增強貧困地區造血功能、幫助群眾就地就業的長遠之計，要加強產業扶貧項目規劃，引導和推動更多產業項目落戶貧困地區。2”這些重要論述皆表明了產業扶貧在脫貧攻堅中起著關鍵作用。2020年4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陜西考察時強調：“發展扶貧產業，重在群眾受益，難在持續穩定。要延伸產業鏈條，提高抗風險能力，建立更加穩定的利益聯結機制，確保貧困群眾持續穩定增收。”3這一重要講話再次為產業發展指明了方向。

產業興旺是指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中，通過挖掘區位優勢，立足資源稟賦，整合市場資源，聯結政府、農戶、龍頭企業、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等主體，調整鄉村傳統產業結構，在農村地區形成一批現代化的集聚、共生協同產業，將資源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進而帶動群眾增收，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2015年11月，脫貧攻堅戰拉開序幕；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決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兩大戰略基本目標統一，戰略舉措互補[2]。產業扶貧是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最關鍵的銜接點，產業發展是脫貧攻堅的核心。在鄉村振興的“五個振興”中，產業振興置于首位，是鄉村振興的關鍵，是產業從發展走向振興的重要載體，是整合城鄉要素、促進鄉村經濟發展、激發鄉村內生動力的重要驅動力，也是覆蓋領域最大、帶動人口最多、可持續性最強、鞏固脫貧成果防止返貧、全面完成脫貧任務最有效的方式。在脫貧攻堅的基礎上接續鄉村振興戰略不僅是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更是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重要支撐[3]。產業扶貧作為“五個一批”4和“十大工程”5中的首要任務，是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也是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基礎。

在理論探討層面，學術界對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過程中產業扶貧的研究大致分為：一是產業扶貧的困境及解決路徑。許漢文(2017)認為在產業扶貧項目責任連帶的前提下，扶貧資源被更希望通過扶貧項目獲得扶貧資金的小企業“弱者吸納”，“由弱帶弱”的扶貧效果不佳[4]。何毅(2019)分析了產業扶貧中精英俘獲困境的兩重治理，即選擇性治理的“俘獲”精英和反控制的精英“俘獲”，指出農村內部的貧富分化、規模經營與小農經營的分化為精英捕獲提供社會基礎，運動式治理與扶貧開發的悖論、條塊分割管理分別為精英捕獲提供制度基礎和組織基礎[5]。袁樹卓等(2019)認為部分干部基于政績考量選擇價值鏈低端的傳統產業作為扶貧項目，高級生產要素在鄉村難以集聚，擺脫要素集聚困境要從加強要素供給入手；在市場主導下的部分經營主體為換取產業扶貧資金謀取自身發展而參與扶貧活動，追求“單利共生”而非“互利共生”，導致產業與扶貧“脫嵌”，避免要素共生困境須從強化制度出發[6]。劉明月和汪三貴(2020)認為產業扶貧項目同質化現象嚴重，多以種養業為主，產業鏈條短，很難實現產業間的深度融合，要加快發展特色加工、休閑旅游等新產業[7]。二是產業扶貧模式的梳理和分類。林萬龍等(2018)將產業扶貧的模式分為產業發展帶動模式、救濟式幫扶模式和瞄準式幫扶模式，通過調研數據得出，產業發展帶動幫扶精準性有待提高，救濟式幫扶不利于貧困人口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提升，相反瞄準式幫扶更適用于愿意通過勞動致富的貧困人口，有利于促進貧困戶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提高，應成為產業扶貧的主要模式[8]。曾慶捷(2019)依據產業經營主體的所有制性質和土地利用方式兩項標準，劃分出村營市場主體、企業承包制和企業示范經營制三種產業扶貧模式，通過案例研究發現，村營市場主體的穩定性和公益性強，但對基層干部的素質能力要求高；企業承包制在資金、技術和管理等方面具有優勢；企業示范經營形式靈活，有利于提高貧困戶的生產積極性，但后兩者都面臨企業、村集體與農戶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9]。朱紅根等(2021)將產業扶貧政策分為“授漁”和“授魚”模式，利用傾向得分匹配法證實了“授漁”式產業扶貧政策的福利效應更優[10]。三是產業扶貧機制。郭為(2015)認為農業扶貧長效機制的建立，要從發展農資市場、加強農產品品牌建設、建設一二三產業服務圈等多方面入手[11]。劉建生和陳鑫(2017)認為高效的產業扶貧機制是通過村兩委將政府的政策、信息、資金等要素，貧困戶的資本、土地等要素，企業的技術、管理等要素進行整合匹配、相互作用的過程[12]。劉楊(2020)從政策生態的視角出發，提出產業扶貧中心工作壓力機制應以政策對象反饋為重心，產業扶貧中心工作長效機制要求中心工作和常規治理相融互促[13]。陳天祥和魏國華(2021)對政府主導、企業主導、混合模式下的產業扶貧困境作出解釋，提出構建政府、市場與農戶的常態化利益聯結機制是突破產業扶貧困局的關鍵[14]。

通過梳理有關文獻發現，當前學界對產業扶貧的研究重點有產業扶貧困境、產業扶貧模式、產業扶貧機制等，研究成果相對較少，且多從單一學科背景出發，對鄉村產業模式的研究綜合性和系統性不足，關于鄉村各要素與產業發展相關性的研究較少，各地具體實踐探索的理論概括不夠深入。鑒于此，本文通過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的重要論述，對我國產業扶貧的模式選擇與經驗等進行總結梳理，為我國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下的產業振興工作提出可行性建議。

二、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產業發展的成效

(一)產業帶動主體由政府主導逐漸演變為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社會組織力量參與并重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我國產業扶貧依次經歷了基礎夯實、起步探索、雛形確立、加速推進、精準施策五個階段[15]。產業扶貧的前四個階段，在政府主導下，依靠政府掌握的經濟資源，對鄉村產業發展起到積極作用，但在產業扶貧第五階段，市場機制逐漸趨于成熟，因而政府選定產業項目時愈發重視市場在農村經濟活動中的決定作用和龍頭企業對農戶發展的帶動作用，全面推進龍頭企業與合作社帶農工程。作為產業發展領頭軍的龍頭企業和具有天然益貧性的農民合作社憑借較高的技術、資金、管理、抗風險與對市場的把控能力，在“政府 龍頭企業 農戶”與“政府 合作社 農戶”模式下，通過現代農業生產經營體系的基本構建成功帶動了一大批群眾就業。2013—2020年間，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數量從88.4萬家增加到224.1萬家，農業農村部認定的家庭農場數量從7.23萬家增加到100萬余家(見表1)。截至2020年12月，全國832個已摘帽貧困縣的縣級以上帶貧龍頭企業達1.44萬家，平均每縣17家，農民合作社數量達到71.9萬家，平均每縣864家，72.6%的脫貧戶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建立了緊密利益聯結關系6。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增加，成功地帶動更多集社員、經營者與股東身份于一體的農戶脫貧致富。同時，龍頭企業、高校、金融機構等多方社會組織力量融入農村，推動城市要素與鄉村要素的集聚、共生，逐漸激發產業振興主體活力。鄉村產業帶動主體逐漸從政府主導改變為市場主導、企業帶動，社會組織力量參與并重，實現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精準對接。

表1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與家庭農場情況

(注：數據來源于農業農村部)

(二) 產業發展方式由“輸血式扶貧”的短期效應向“造血式振興”的長期穩定轉變

扶貧開發工作不是單方面的“輸血”，我國扶貧工作從慈善救濟到開發、綜合開發，再到精準扶貧，從捐物資、發資金、送種子到建學校、教技術，再到發展特色產業，各級政府在選擇產業項目時，考慮標準逐漸從“短期利高”過渡到“長期利好”，注重短期效應與長期發展結合，體現了我國扶貧從“輸血”到“造血”、以“輸血”來“造血”的決心。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區別于以往物質扶貧的方式，政府更注重特色產業對鄉村發展的作用，農村實現持續造血的關鍵在于提升農村群眾的內生動力與活力。發展特色產業是轉變群眾思想觀念，提升其內生動力的最有效方式，產業特色化、差異化是未來鄉村產業發展的趨勢。截至2020年底，全國832個已摘帽貧困縣組建各類產業扶貧技術專家組4 100余個，招募特聘農技員4 000余人。在政策支持與專家指導下，不斷建立適宜各地農村發展的食用菌、煙草、中藥材、茶葉、花卉等特色產業基地，農業功能持續擴展，從單一化種植到與旅游、文化、生態、互聯網等產業深度融合，實現擴大再生產，變“被動扶貧輸血”為“主動振興造血”。原國務院扶貧辦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參與特色產業發展的貧困戶占比超92%，得到產業扶持的貧困戶占比達72%，2020年產業幫扶政策貧困戶覆蓋比為98.9%，特色產業發展為農村持續造血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動力。農民收入來源從傳統種養收入擴展到工資、租金、保底分紅及資產收益分紅等。2013年到2020年僅8年時間，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6 079元增加到12 588元，年增長率約11.6%，提前實現比2010年收入翻一番目標(見圖1)。

圖1全國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情況

(注：數據來源于2013—2020年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

(三)產業發展渠道由以財政扶貧為主逐漸朝多元化發展

數據顯示，多數省份約70%的財政扶貧資金主要用于培育和壯大貧困地區特色產業。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產業發展渠道從以財政扶貧為主，逐漸趨于多元化。金融擔保打開產業發展新渠道，在銀保監會和人民銀行的支持下，著力打造“縣、鄉、村三級金融服務中心”。2018年陜西省金融精準扶貧貸款余額為1 471.5億元，金融機構創新信貸產品與服務模式，組織300多名金融精英通過掛職、駐村幫扶等方式，在安康、漢中、商洛等市深度貧困地區指導貧困群眾，幫助36.9萬人脫貧。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扶貧為產業發展提供強勁動力。2018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與產業技術顧問組實現對接，通過“技術 農戶 企業”模式，在專家的技術指導下，建設了省級以上農業科技示范基地13個、星創天地59個，帶動26個貧困縣共4 056個貧困村發展。2019年3 000多名農技員在22個扶貧任務重的省份指導貧困群眾科學種養，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59.2%。東西部產業協作推動要素跨域流通，產業轉移、車間工廠、合作產業園、勞務協作平臺等東西部扶貧項目吸納大批農戶就業，東西部扶貧交易市場、產銷體系的構建，打通西部地區價值3 900億元的4萬多種扶貧產品銷售渠道。電商平臺打通產業振興的“最后一公里”。2019年開通貧困地區農產品產銷對接公益服務平臺，注冊供應商近3 000家、采購商近800家，達成交易意向近億元7。隨著信息進村、“互聯網 ”農產品出城等工程的推進，電商企業與農戶實現產銷對接，農特產品線上銷售量穩步上升。

三、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產業模式選擇與經驗

從扶貧主體帶動來看，傳統的產業扶貧模式分為基層組織、龍頭企業、合作社帶動三種模式。基層組織帶動模式是在具備較強扶貧帶動能力的基層干部帶領下，運用村集體盈余和項目資金，以“黨支部 農戶”“村委會 龍頭企業 農戶”方式，帶動本村貧困群眾脫貧。合作社帶動模式是通過能人大戶的指導，引導建檔立卡戶在合作社投資入股，以“合作社 農戶”“合作社 黨支部 農戶”方式，帶動貧困群眾脫貧。龍頭企業帶動模式是通過龍頭企業和強勁產業領頭，在企業管理下，以“龍頭企業 農戶”、“龍頭企業 基地 農戶”方式，帶動貧困群眾脫貧[16]。從扶貧對象扶持來看，傳統的產業扶貧模式分為家庭式產業扶貧模式、企業式產業開發與集體式產業開發扶貧模式。家庭式產業扶貧模式以“公司 代理 農戶”為主，是典型的“輸血式扶貧”，扶貧項目一般為手工業、種養殖業，貧困戶用扶貧補助購買原材料，公司通過訂單，委托貧困家庭“代理加工”，實現產銷有效對接。企業式產業開發扶貧模式以“股份制 農戶”“扶貧工廠 農戶”為主，貴州省畢節市萬頭黃牛繁育基地就是成功的“股份制 農戶”模式，農戶將牛犢作為股份，與企業簽訂保險協議，企業負責規模化繁育，使農戶有效地規避了黃牛在培育、銷售過程中遇到的風險。在“扶貧工廠 農戶”模式下，企業出資建立村鎮代加工廠，吸納貧困戶就業。集體式產業開發扶貧模式以“村集體 合作社 農戶”為主，農民專業合作社充分吸納農戶加入，定期指導農戶學習種養殖技術，運用扶貧資金建設特色種養殖基地，壯大農村集體經濟。

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下，各級政府把產業興旺作為重中之重的工作來抓，依靠當地的資源稟賦、區位特點、比較優勢，結合農村產業實際，圍繞可持續特色產業，聚集專業能人、農民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等重點主體，整合扶農資金和扶貧政策，在傳統產業扶貧模式的基礎上，將鄉村振興的總體要求與產業扶貧結合，探索形成了多元化、多模式的產業新路徑。通過對全國各地產業扶貧模式的綜合分析與經驗借鑒，總結出新時代鄉村產業興旺的五大實踐模式，正是傳統產業扶貧模式的具體化和升級版。

(一)“生態 ”產業模式

“生態 ”模式，是指將生態資源開發與扶貧工作相結合，以生態振興為中心，踐行綠色發展理念，提高區域自身發展能力，帶動貧困群眾融入生態產業鏈，使生態產業成為區域支柱性產業，生態資源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該模式以“生態 村集體 貧困戶”方式為主，扶貧舉措主要有光伏發電扶貧、水電開發扶貧、生態旅游開發等。光伏發電適用于光照充足的區域，依托政府、光能公司和貧困戶資金投入，在住戶房頂、村集體用地鋪設太陽能電池板，光伏發電產權歸農戶所有。水電開發適用于水能豐富的沿河流域，水電水利工程在防洪減災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農戶收入。河北省南皮縣小集村的“漁光互補”模式最為典型，2017年南皮縣壯大節能環保產業，取締污染嚴重的磚瓦窯，在廢棄磚瓦窯坑塘里養魚養蝦，坑塘上建起光伏電站，水中養魚，水上發電，貧困戶每年能得到3 000元的光伏收益。黨的十八大以來，貧困地區在實施生態工程時，共選聘110多萬貧困群眾擔任生態護林員，全國生態扶貧共帶動三百多萬貧困群眾脫貧。

在鄉村振興背景下，這一模式的特點為：①適用于生態資源較為豐富的農村地區，在深入調研分析區域生態稟賦和資源環境承載力后，合理規劃、科學開發太陽能、水能、風能、土地等自然資源，因地制宜選擇光伏發電、水電開發、生態旅游等可持續產業項目。②生態與脫貧緊密相連，延伸產業鏈，拓展功能鏈，不斷深挖綠色產業潛力，通過對產業的實時跟蹤監測和生態影響評價，不斷創新綠色產業發展體系，實現扶貧開發與能源結構優化的統籌融合，將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③實施生態公益就業，吸納邊緣貧困戶從事生態護林員、草原管理員、護邊員等生態公益崗位，實現穩定脫貧的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最大化。

(二)“文化 ”產業模式

“文化 ”模式，是指將文化資源開發與扶貧工作相結合，以文化振興為靈魂，帶動群眾融入文化產業鏈，使文化產業成為區域支柱性產業，文化資源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該模式以“文化產品 企業 貧困戶”“文化 旅游 貧困戶”等方式為主，舉措主要有非遺扶貧、民間特色文化扶貧等。在非遺扶貧項目下，湖南省花垣縣苗繡手藝人勇于創新，在傳統工藝的基礎加上現代設計，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相交融，憑借自己的一針一線，譜繡出符合市場需求的優秀文化產品，不僅增加了收入，更起到“扶志”與“扶智”作用。開發民間特色文化產業，建立文化產業基地，弘揚工藝陶瓷、戲劇表演、書法美術、茶酒飲食等各種地域文化，對保護傳統文化傳承和引導民間文化產業發展有重大意義。在陜西省延安市安塞區，貧困群眾在專業的文化培訓下，唱民歌、學曲藝、做剪紙、敲腰鼓、作農民畫，打造出獨具特色的陜北文化品牌，走出一條獨具民風特色的扶貧之路。

在鄉村振興背景下，這一模式的特點為：①地區文化資源豐富。在革命老區、民族地區等地方發展一般脫貧產業難度大，但是其豐富的紅色文化、民族文化、山地文化與陶瓷、篾編、剪紙、紡織等特色工藝是這些農村地區的資源優勢，文化轉變為產業是這些地區脫貧致富的有效路徑。發展文化產業具有投資見效快、投入產出比高、農戶參與度高等優點。②文化與扶貧相融合，創新地方文化，多形式全方位落實文化產業幫扶政策。從文化內涵發掘商業價值，增加文化產品供給，打造鄉村文化品牌，把有形的特色文化產品與無形的民間手藝、傳承文化等轉變為農戶手中實實在在的經濟收益，讓農村群眾吃上“文化飯”。③激發農戶內生發展動力，引導農戶參與到特色文化產業鏈之中，改變群眾“等靠要”的思想觀念，增強群眾的文化自信、榮譽感和成就感，促使群眾自發、自覺投入致富之路。

(三)“旅游 ”產業模式

“旅游 ”模式，是指將旅游資源開發與扶貧工作相結合，帶動群眾融入旅游產業鏈，使旅游產業成為區域支柱產業，旅游資源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該模式以“景區 貧困村”“特色農產品 旅企 貧困戶”等方式為主，舉措主要有紅色旅游扶貧、自然景觀旅游扶貧、人文景觀旅游扶貧、民宿發展扶貧等。秦巴山區是我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作為天然的“自然工廠”，旅游業成為山民脫貧致富的重要渠道。四川省廣安市等地開發多種扶貧模式，依托川東民俗文化、嘉陵江景觀和獨特人文景觀等特色資源，修建旅游公路，輻射帶動周邊鄉村旅游發展，打造出百個特色避暑村和旅游商品扶貧村[17]。作為革命老區脫貧典型的江西省贛南蘇區紅色旅游扶貧模式，以老區生態、紅色文化、古村建筑等吸引游客，貧困戶借助紅色旅游平臺銷售臍橙、油茶等當地特色產品，激發了老區群眾的革命精神和滿足感[18]。

在鄉村振興背景下，這一模式的特點為：①依據各地豐富的旅游資源，結合當地旅游政策，大力發展生態旅游、紅色旅游、體育休閑、人文旅游等品質性旅游項目，讓群眾參與其中，同時不斷改善基礎設施，特別是道路、網絡等，不斷提高農村地區的開放度，增強其市場意識。②發動農戶參與當地旅游發展，依托旅游扶貧協會與旅游開發公司，圍繞本地鄉村特有的人文、自然旅游資源，對農村地區進行精品景區建設、旅游商品開發，對農戶進行旅游服務、經營管理、農家樂餐飲、民宿等培訓，協調好農戶與開發商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民房變民宿，群眾變導游，風景變錢景。③發揮鄉村旅游產業造血能力強、輻射帶動范圍廣的優勢，帶動農村特色民宿、餐飲、手工業、游樂、康養產業等行業發展，對農村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融合具有重要作用。

(四)“金融 ”產業模式

“金融 ”模式，是指將金融資源與產業扶貧工作有效對接，金融要素嵌入鄉村產業鏈，依托“杠桿效應”發揮金融在產業扶貧中的資金融通、風險管理、要素整合等作用，打通企業、政府和貧困群眾之間的金融通道。該模式以“股份 合作社 貧困戶”“銀行 政府 貧困戶”等方式為主，扶貧舉措有富民農戶貸、農銀e管家等。2012年，貴州省六盤水市通過“三變 金融 扶貧”改革，將資源變股權，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廣西壯族自治區東興市的“金融 合作社 邊民 企業”模式是沿邊地區獨有的“靠邊吃邊”扶貧模式，邊民組織成立邊民互市專業互助組，利用當地口岸獨特優勢開展邊境貿易、邊境運輸和邊貿加工，金融機構根據邊民的資金周轉需求，制定特殊關稅政策，發放邊貿卡和邊貿貸，帶動了一批建檔立卡戶脫貧致富。陜西省漢中市寧強縣的金融扶貧促進產業發展模式，首先明確資金使用范圍，重點支持農產品種養殖與深加工、現代制藥、物流、教育、旅游開發等產業；其次規范資金使用方式，按照企業吸納搬遷戶就業人數申請貸款貼息、確定貸款額度，激發企業扶貧活力，對自主創業搬遷戶、勞工實行差異金融政策；最后加強資金賬戶管理，形成審計、監察、財政三部門聯合的監督管理機制，成功帶動一批異地搬遷戶脫貧。

在鄉村振興背景下，這一模式的特點為：①農戶在政府與企業指導下，通過股份制經營方式將農戶的土地經營權、可經營性資產讓渡給企業、合作社等經營主體，按股份獲取收益，增加農戶的資產性收入，在市場化機制下實現農戶與經營主體的雙贏。有效解決產業發展“地、錢”問題，盤活農村土地、資金等閑置資源，改善產業發展的物質基礎和經濟基礎，激發農村發展內生動力，加強農戶與產業的利益聯結，農戶共享鄉村產業發展紅利。②根據農戶資金需求特點，制定適合各類農戶的利率優惠政策和金融產品，發揮地方政策性銀行、信貸機構、資本市場等外源融資機構和農戶出資、留存收入、折舊等內源資產在產業發展中的融資作用。③構建政府、銀行與保險公司之間的政銀保機制，創新信貸模式，降低農戶的授信門檻，完善風險擔保機制，解決農戶和新型經營主體在發展產業時融資難、風險大、還款期限與產業周期不相匹配等問題。

(五)“互聯網 ”產業模式

“互聯網 ”模式，是指將互聯網資源與產業扶貧工作有效對接，以網絡信息平臺為媒介，依托5G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以城鄉互動為途徑，以消費扶貧產品為紐帶，拓寬農戶與企業、顧客之間的產銷渠道，促使群眾增收的產業路徑。該模式以“互聯網 農牧企業 貧困戶”“電商 商品 貧困戶”等方式為主，措施主要有互聯網養殖、電商扶貧、直播扶貧等。湖南省新邵縣岱水村在深圳犇牛公司幫助下，改變傳統養殖方式，建立智能養牛試驗基地，貧困戶認養牛犢，企業負責專業養殖，降低貧困戶在養殖過程中的自然與市場風險，實現“手機養牛”。河北省魏縣成功將“電商 種植合作社 梨農”組合起來，避免了以往瓜果蔬菜等的滯銷積壓問題，實現了魏縣鴨梨的轉型升級。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全國各地出現農產品大面積滯銷現象，如云南昆明鮮花、湖北荊州螃蟹、陜西眉縣獼猴桃等特產滯銷。“直播 電商 消費”的新型扶貧幫助全國各地滯銷農產品帶貨，地市干部也紛紛走進直播間，武漢市政府主導的一場直播扶貧便賣出數萬公斤大米等農副產品，緩解了疫情對貧困群眾增收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鄉村振興背景下，這一模式的特點為：①互聯網技術賦能傳統農業，將農產品的種植、生產、加工、倉儲、銷售等各環節透明化、數據化，打造信息化現代農業產銷體系，推進數字經濟與農業農村經濟的融合發展。②互聯網與扶貧相融合，依托網絡、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利用“互聯網 ”信息傳遞快、交易成本低、市場靈活、資金周轉快的優勢，發揮其在農村的資源配置作用，以開展農村電子商務為抓手，打造倉儲管理、網絡營銷體系，拉動內需，暢通國內大循環，打通農村與城鎮之間的貨運渠道，線上線下同步發展，增加農戶獲取市場信息的工具，幫助農戶把資金、技術、管理帶進來，將資源、產品、服務賣出去，打通產業興旺的“最后一公里”。

綜上所述，本文從不同的產業類型、組織方式、扶貧舉措、典型案例等對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產業模式進行系統分析，得出以下結論：以上五種產業模式是基于不同農村地區的資源稟賦、區位優勢、治理水平等條件而采取的各具成效的差異化模式，但各模式之間并非彼此孤立的關系，而是緊密聯系、統籌發展、相互支持、共同作用的，它們都兼顧了短期效益與長期發展之間的利益關系，可持續性好，帶貧規模大，群眾參與性強，其中“金融 ”“互聯網 ”模式可復制性強，適合在全國推廣；“生態 ”“文化 ”“旅游 ”模式適用于資源稟賦型農村地區。總之，要充分發揮農村的生態、文化、旅游資源優勢，整合金融資源，利用互聯網技術，以“三變改革”為契機，三產融合為要義，將產業要素有機結合起來，發揮各模式之間的協同效應，不斷創新產業發展機制，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鄉村產業興旺新模式、新業態。

四、推進鄉村產業興旺的路徑選擇

(一)用好“兩只手”是產業興旺的重中之重

產業興旺需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兩者之間的關系，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調度好政府邏輯和市場行為之間的張力是產業振興的關鍵。依托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解決集中性貧困問題，發揮好政府的引導服務功能，做好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制定高效、準確的市場幫扶政策，完善獎懲體系，對農戶精準識別，避免“精英捕獲”“弱者吸納”“產業同質化”等現象發生。從農村供給側結構出發，堅持實事求是，遵循客觀發展規律，通過購置扶貧服務引入市場力量[19]。振興靠產業，產業靠市場，產業經營是市場行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強化市場化思維和主體責任，精準攻克個別發展難題，培育出適應市場變化和人民需求的鄉村產業。要避免市場行為下的要素共生困境和要素集聚困境，在市場機制下對生產要素和資源進行優化重組，實現生產要素集聚且共生，促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二)“三產”融合是產業興旺的根本路徑

我國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三產難以發揮“1 1 1>3”的效應。開展多元化產業興旺工作，將農業與二三產業結合起來，依托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推動農業內部重組融合，促進農業橫向一體化經營，加深種養殖各環節聯系密度，實現廢棄物循環利用，培育生態農業、設施農業。通過龍頭企業、互聯網平臺等主體，創新共享理念，組織引導土地、勞動力、技術、資金等要素與鄉村產業融合，打破城鄉壁壘，引導城市要素流向農村，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形成產業之間的集聚與聯動、縱向一體化發展，使農業向二三產業自然延伸，二三產業向農業逆向滲透，形成發展合力，打造集旅游、電商、金融、服務等于一體的多功能產業園區。在三產融合過程中，同時要注意，一產找特色，貫徹實施新時代三農政策，堅持立足資源優勢，發展適合本土的特色種養殖產業。二產提標準，農產品加工業要依托技術創新和規模優勢，逐步提高生產化水平。三產增規模，依托城郊農業、旅游等產業，壯大鄉村新型服務業，促進產業服務化。

(三)“四化”發展是產業興旺的必然要求

在鄉村振興背景下，要統籌推進生產規模化、產業特色化、經營市場化、發展綠色化。一是規模化，產業布局由“散”向“集”轉變，改變原先的分散型產業現狀，擴大產業規模，種養殖集約化發展，形成產業鏈條集群。二是特色化，要堅持因地制宜，宜農則農、宜菜則菜、宜果則果、宜漁則漁，挖掘地方資源、掌握文化稟賦，依據氣候特點，打造特色品牌，走適合本土的特色產業發展路徑。三是市場化，增強農村群眾市場意識，完善網絡基礎設施，依托信息化平臺發揮電商優勢，通過新媒體、電商平臺宣傳，擴展農產品銷售渠道，挖掘更多的潛在客戶，激發和引導市場需求，注重推動全產業鏈延伸，以市場化方式導入更多供應鏈資源。四是綠色化，產業興旺要堅持綠色發展理念，依據當地生態稟賦，發展可持續產業，在追求規模經濟效益的同時兼顧生態效益最大化。

(四)“五方”聯動是產業興旺的重要載體

“五方”聯動是指在政府、龍頭企業帶領下，以農民專業合作社、金融機構為紐帶，帶動群眾積極參與產業振興工作中，有效破解產業發展中面臨的一系列困難，從根本上解決廣大農民的無門路、無膽量，缺資金、技術、市場等問題[20]。在產業興旺工作中，集聚發揮政府、群眾、社會各方力量的作用，對各主體科學賦權，編織多位一體共扶同幫集群網。政府和龍頭企業帶兩端，在產業鏈兩端，龍頭企業為農戶提供種子、技術等產前服務，幫農戶做好產后銷售工作，政府推進制度引領，協調好各主體之間關系。農戶和農民專業合作社干中間，進行科學種養，完成產中工作。金融支持惠全鏈，保障產業鏈資金融通，充分體現金融對產業發展的支撐作用，逐漸實現從原來農戶的個體效益，到村集體的集體效益，再到企業的社會效益。

(五) 加強頂層設計和創新產業發展機制是產業興旺的制度核心

一是完善鄉村資源產業化的制度規范。強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宅基地制度，允許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切實提高農村群眾財產性收入。二是構建和完善產業風險防范機制，從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等方面對鄉村產業項目進行風險識別；完善風險分擔補償機制，增強地方政府和企業兜底能力；構建防返貧機制，增強貧困戶脫貧后不返貧的制度保障[21]。三是完善投融資機制，解決產業發展“資金”問題；完善區域統籌機制，解決產業發展“規模”問題；完善政策扶持機制，解決產業后期“保障”問題。四是健全政府、群眾、村集體與社會各界之間的利益聯結機制，資金跟窮人，窮人跟能人，能人跟項目，項目跟市場[22]。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下，逐漸加強各主體在產業振興中的地位，因地制宜地發展適合本地的特色產業，加快鄉村產業結構調整，堅持完善產業發展政策，加快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創新生產經營方式，協調各方利益，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增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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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參見2016年7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涇源縣考察時的重要講話。

2參見2018年10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省清遠市連江口鎮連樟村考察時的重要講話。

3(1)參見2020年4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陜西商洛市柞水縣小嶺鎮金米村考察時的重要講話。

4(2)五個一批即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

5(3)十大工程指產業脫貧工程、就業脫貧工程、易地扶貧搬遷工程、生態保護脫貧工程、智力扶貧工程、社保兜底脫貧工程、健康脫貧工程、基礎設施建設扶貧工程、金融扶貧工程、社會脫貧工程。

6(4)《對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第3919號提案的回復》，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網站，2019年9月20日。http://www.moa.gov.cn/gk/tzgg-1/tz/201909/t20190920-6328500，htm。

7(5)數據來源:《對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第3919號提案的回復》，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網站，2019年9月20日。http://www.moa.gov.cn/gk/tzgg-1/tz/201909/t2019092-063285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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